民间慈善组织凸显

1937年山东地震，上海华洋义赈会在曹县向灾民分发食物

华洋义赈会的兴起和近代中国历史上北方的两次大旱灾有着密切的关系。1876—1879年间，山东、直隶（今河北省）、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估计在1.6亿至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左右。时隔40年，1920年，这五个省份又发生了严重旱灾，旱情遍及317个县，受害灾民约2000万人，死亡50万人。

这两次大旱灾都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他们设立机构，募款赈灾。1877年，上海商人经元善组织成立沪上协赈公所，将传统的慈善事业推向义赈的新阶段。1878年1月26日，西方来华传教士发起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救济机构——中华赈灾基金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西方先进的救灾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同时也为华洋合作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华洋义赈会成立的历史基础。面对1920年北方五省的持续旱灾，作为中央政府的北京政府显得极为脆弱，于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和西方在华传教士又一次携起手来，把华洋合作再次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从该年9月上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华洋义赈组织，其中以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这些蜂拥而起的华洋义赈组织尽管在抗旱赈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因缺乏省际间的统一协调而成效大减。在这种情势下，民间组织显示出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1921年11月16日，来自前述7个华洋义赈组织的代表齐集上海，决议组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会议选举艾德敷为首任总干事，章元善为副总干事，决定总会事务所设在北京。华洋义赈会的成立把中国传统的民间义赈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华洋义赈会也成为了1949年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民间救灾组织。

防灾重于救灾

1911年某“华洋义赈会”在安徽救济灾民

华洋义赈会正式成立之时，华北的大旱灾已经过去，但华洋义赈会对1920—1921年的救灾实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明确了以后的救灾工作思路。北方五省旱灾发生后，北京政府在关税上附加5%，筹集了400万元作为赈款，交给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统一发放；各地华洋义赈组织自募676万元，再加上美国私人捐助655万元，总共筹得赈款1371万元。这笔钱筹集起来以后，由各救济团体到东北三省或河北的张家口等地购买高粱等粮食，分发给灾区的难民们，以解决口食无着的窘态。

193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加大，华洋义赈会兴建的一些工赈项目也由政府接管，该会的工赈事业逐渐衰减。1931年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安徽、江西施放农赈。之后，相继在南京、上海、安庆、南昌设立事务所，工作重心逐渐南移。到1935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下属会员，已有十余个之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其工作范围，初期偏重于北方，致力于在河北农村开展合作运动。

自成立到1939年，义赈会的赈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政府拨款。因办赈经验丰富，社会声誉高，义赈会常受政府委托，从事赈灾工作，比如，1920年华北旱灾和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政府提供的赈灾款项约为570余万元。

国内外捐款。这是华洋义赈会最主要的基金来源，其中，国外捐款占了绝大部分，以来自美国的捐款为最多。如美国红十字会、华灾协济会等，给了华洋义赈会很大的支持，其中，华灾协济会前后捐款1177余万元。

银行贷款。1931年之后，义赈会与银行多有合作，主要用于举办合作社，进行农村放款，额度有限。

美国传教士裴义理（Joseph Bailie），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拓荒者，创办了金陵大学农学院，1916年加入“华北华洋义赈会”，强调防灾重于救灾。1920年赈济华北灾区的教训，深刻影响了华洋义赈会的赈灾理念。赈会同仁认为，当年的赈灾治标不治本，赈款发放完毕后，灾民的处境并无根本改善，故而，防灾才是救灾的关键。所谓“防灾”，即想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其拥有积蓄，足以抵抗天灾：“农民穷困，乃是灾荒之根本原因，若农民富裕，纵有凶岁，亦不致成灾。在美国等处，绝未闻农田歉收而农民流离死亡之事”，“凡是可以帮助农民增加生产力的一切设施，都有防灾的效能；兴办这些事业就是防灾。”

赈济会具体的防灾措施，主要有两种：

以工代赈，兴办水利工程改善排灌，兴修道路改善交通。

在农村建立互助性组织。

1925年，华洋义赈会请求北洋政府拿出“海关附捐”拯救“全国灾黎”，档案引自台湾“近代史档案馆”网站。

成就与无奈

筑路、治河、修渠、掘井，对农村而言，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义赈会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包括成立专门的工程股，聘请美国人塔德为总工程师，负责对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勘察、设计、论证。义赈会是当年唯一拥有工程技术部门和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慈善机构。灾害发生后，义赈会一般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当地组织灾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此，既能救济灾民，又能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

修整道路约4000英里

公路建设，平时有助于当地农民脱贫，灾时有助于迅速调入救济物资。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湖南修筑湘潭公路，这是湖南省的第一条公路，建成后，义赈会又负责养路10年。贵州省的安顺-贵阳-赤水公路，全长350英里，是华洋义赈会兴办的另一项大型以工代赈工程。工程于1927年动工，参加筑路的工人众多，仅1928年1月即达20万人。1928年西北旱灾，华洋义赈会仍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关中修筑了包括西兰公路（沟通陕西、甘肃两省省会）在内的多条公路。原来自西安至兰州，交通十分不便，单程需18天，公路建成后，只需要3天。据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的统计，截至1933年，这12年中，该会新筑及修补道路，共计约4000英里。

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

筑渠约500余英里清末民初，西北、华北屡遭大旱。1928～1930年持续三年的西北大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在救灾过程中，义赈会认为当务之急是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兴修水利，如此才能兼顾当前的救灾与长远的防灾。陕西的泾惠渠，与绥远的民生渠，是义赈会当年推动建成的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泾惠渠工程，是与陕西当局合作，修复了汉代的古渠，来灌溉关中的麦田。工程历时5年，耗资百万元，建成后，灌溉面积约达59万亩。民生渠工程，是与绥远省政府合作，兴修的一条大型灌渠，引黄河水灌溉阴山南坡的大平原。干渠长60公里，1931年6月22日完工放水。时人评价这一工程为“晚近赈灾事业中之最堪称述者”，可灌溉农田60万亩以上。据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的统计，截至1933年，该会共筑渠约500余英里。

华洋义赈会的总工程师，美国人Oliver J. Todd，负责该会大部分水利、公路工程的设计。掘井约6000余口。在华北发放凿井贷款，引导农民掘井抗旱，也是义赈会的重要救灾措施。1929年冀、鲁大旱，义赈会拨款10万美金作为两省掘井资金，共掘井1936口。此外，还在河北邯郸及定县一带打井3000口，在正定筑蓄水池100口。1930年，义赈会设立“井贷”，作为冀、鲁两省掘井抗旱的专项资金。据章元善统计，截至1933年，该会共计掘井6000余口。此外，还整理河道、海塘，新筑或维修堤岸约780英里。

美国人John Earl Baker是华洋义赈会的赈灾行动主任，1957年7月27日去世，图为纽约时报次日发布的讣告（很遗憾未能找到他的清晰照片）

扶植诸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1922年1月，义赈会设农利委办会，由英国人戴乐仁任主席，开展农村经济调查，以5000元资本试办农民借贷处。义赈会所办合作社，形式多样，主要致力于向农村放款，解决农民急切需要的生产资金，缓解高利贷在农村的横行。1922年8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出现在河北香河县基督教福音堂。1924年，该合作社经检验合格，义赈会正式向其放款。

到1935年，河北有97个县成立了有义赈会背景的合作社，合作社数量共计2600余个（注：并非所有在义赈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合作社，都能得到义赈会的正式承认，要被承认，需要达成很多规范，下同），有约5.45万人参加。1931年，国民政府为救济江淮水灾灾民，把部分救济工作委托给华洋义赈会，合作社这种模式，又被带到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截止1935年底，安徽省共有合作社3826个，江西省940个，湖南省794个，湖北省766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是存款和放款，存款的对象没有限制，放款的对象只限于合作社社员。

抗战前，全国土地委员会曾调查全国16省，发现各种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放款，平均年利多在2分~4分，有些甚至高达10分以上，且多为短期。而义赈会的贷款年利，对合作社只有1分2厘，合作社贷给社员，不得超过2分。那个年代，中国的银行很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民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向地主或村里的有钱人借高利贷，严重损害了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华洋义赈会推广的农村合作事业极大地强化了农民的自我救治功能，缓和了农村的社会矛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平稳运行。

1937年9月，上海华洋义赈会工作人员在山东菏泽地震现场视察灾情，向灾民询问受灾情形。办赈经常费，不及赈费的4.5%。义赈会珍惜赈款，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这主要归功于义赈会建立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其财务收支由当时的北京汤生洋行负责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各年度的赈务报告中公布，由中外人士监督。

义赈会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 

此外，义赈会的工作还包括：扶助出版《科学方法之防灾述略》、《用耐旱籽种来防灾》、《灭蝗手册》等图书，创办《合作讯》等刊物，普及救灾防灾知识；资助清华大学“农事讲习所”的学生费用，培养农业人才；举办农事实验场，购入外国先进农具，如玉米脱粒器等，向农民示范使用，供其租赁；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培育高产小麦、谷子、大豆、高粱等优良品种……

严苛的成灾标准，义赈会有一套严格的成灾和赈灾标准，成灾方面，必须属于如下情况：“水旱天灾而五谷不登，以致人民十分之七咸感乏粮之苦，且其中十之三已陷于饥寒交迫之惨境”，“民间盖藏将尽而一时土质民情二者俱使农事难施者。”即便已经确认成灾，也不意味着义赈会一定会参与救济，因为还有更严苛的赈灾标准：“（灾情）同时发现于互相毗连之十县或不相毗连之县份占该省县区总数之三分之一者，本会始能为之筹赈。其他成灾程度不及此项标准者，悉为局部偏灾，应由当地筹赈”。如此看似冷酷无情的成灾赈灾标准，其实是出于无奈。因战乱之故（尤其是1930年之前），民国经济破败，略有水旱即成灾情。义赈会能力有限，为求将有限的赈款用在最急需的地方，只能用这种严苛的办法，来筛选重灾区。这是乱世中的一种不得不为的取舍。

梁如浩，曾任华洋义赈会会长

评价与消亡

华洋义赈会在民国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它所传递的慈善理念，与所从事的慈善工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极重要的示范效应。《大公报》当年，曾如此评价华洋义赈会：“不仅是慈善的救济事业，而是有建设性的社会事业，……其事业皆科学化，主持人都是专家，更能本一贯的精神，有组织，有步骤，继续努力。这种组织与精神，应看做对于我国社会之最大贡献，各种社会事业都应该以此为榜样。”1936年6月7日上海《申报》做出这样的评论：“该会不但做了许多慈善性质的救济事业，而且做了不少建设性质的社会事业，后一种事业是最值得我们来称道的。”

后来又有很多历史学者对华洋义赈会的贡献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洋义赈会被日军视作敌对组织，被迫停止在沦陷区的全部活动，将人员及资料内迁至大后方，为其他公益社团提供服务。抗战胜利后，华洋义赈会着手复会，于1947年8月在上海召开新老执行委员会议，并接收了原属该会的房屋等财产。1949年7月27日，华洋义赈会宣告解散，所有资产移交给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8月24日，上海一些报纸刊登了由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具名的启事。全文如下：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启事

本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征得13处省分会一致同意，于1949年7月27日宣告解散。并将所有剩余资产包括坐落北平菜场胡同6号之房地产，一并移交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营业，继续为人民服务。

除办理移交外，谨此宣告。

总干事 章元善

这一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自此进入历史，被尘埃掩埋。